对于“以国际法为业”的人而言，生长在这个时代，既恰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说“恰逢其时”，是因为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法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国际法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能够熟练掌握国际法这门对话技艺的学者亦为数不多。因此，作为一名生长在中国的国际法律人，未来的发展机遇不可限量。

说“生不逢时”，是因为目前国际政治的格局依然是大国主导。美国1998年领导北约轰炸南联盟，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都大张旗鼓的援引了国际法为本国行为做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欲盖弥彰的辩护，反而成为国际法被大国玩弄于鼓掌之间的铁证，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于国际法软弱无力的印象。回望中国，在这些大国外交的重大场合，她没有能够充分运用国际法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甚至当本国被外国告上国际法庭时亦未能或不愿完全倚重国际法与之对峙抗衡。可以说，当下的时代状况对于中国的国际法律人而言，既富于机遇和挑战，也布满了荆棘与障碍。

反观国际法学科本身，她在法学内部似乎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把“主权者命令”和“国家强制力”奉为圭臬的国内法体系，与这一套在国际社会平行结构上构建起来的国际法体系未免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在相邻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眼中，国际法只是国际政治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规则的背后始终是赤裸裸的权力控制，她们由此对国际法能否摆脱权力框架的制约、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实效性这一点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尽管已有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从各个角度为国际法的尊严做出过辩护，其中不乏像汉斯·凯尔森、路易斯·亨金这样的大家，但是，如果站在“范式”或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待某个学科，其实没有哪个学科体系是“不可辩驳的”。我们并不希望过多地在类似于“国际法是不是法”、“国际法规则的拘束力来源”、“主权者的命令才是法律”或者“权力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等争论上纠缠不休。在这个思想激流碰撞的年代，我们更加希望能够以一个宏大的视角和一种包容的心态，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构建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

同时，在国际法学科内部，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政策定向学派之间的争论始终绵延未绝。随着20世纪80年代批判国际法学派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国际法规则的确定性、其规则体系乃至逻辑结构本身又面临了新的巨大冲击，传统学派所赖以为基础的前提预设遭到了深刻质疑。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与国际法学科的开放性、论辩性特征互为因果，进一步加剧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统合与离散、整合与解体彼此裹挟前进、复调发展的趋势。

面对这些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和挑战，假装视而不见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相反，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地去回应。因此，我们希望构建起国际法学科内部不同流派、以及国际法与其他法学学科乃至非法学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探讨并揭示出这些对话过程背后所体现的不同背景、价值和立场。

毫无疑问，我们有着对国际法的内在坚守。但是这种坚守只有放在一个关乎国际法的更大的时空背景下才能显示出其长足的魅力，也只有在与不同立场的碰撞和较量中，我们才能越来越明晰自己到底在坚守些什么，尽可能全面而真实的呈现出国际法理解与认知的应有姿态。另一方面，各个学科立场之间的碰撞如果不想沦为轻轻地擦肩而过，而要触动理论核心的话，我们又要避免一种新的危险：国际法学独特的研究传统遭到各种现代和后现代-ism的侵蚀，沦为其他学科的分析素材或者应用对象。因此，在这一广阔的视野之下，我们还必须留意到各个学科理论自身的限度，立足于国际法学的根本来摸索新的生长点，而不是完全依赖相关学科中的新知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批判现有的国际法学研究。基于这一认识前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法”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将成为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