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动态>学会新闻
纪念陈体强先生 | 一代国际法大师的生平与故事

更新时间: 2020/08/13 来源: 点击数: 7399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40周年。40年来,由此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国际法专家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繁荣发展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为了不忘过去、珍惜现在、把握未来,尤其是感念那些为中国国际法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弘扬、传承其优良的人格、学品、风骨和精神,学会秘书处收集了一些讲述国际法专家学者故事的通讯、报告文学、回忆录、传记、随笔、见闻录、自述等散文,陆续在学会网站推送出来,以飨读者,并纪念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40周年。

1

咸阳游侠多少年

 

陈体强先生,1917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常年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先生的童年颇为辗转,尽管如此,父亲一直非常重视先生的教育:先生6岁时便入外交部小学学习,一年后改进北京美国学校学习,举家迁回福州之后,随舅舅和堂兄进入香港教会学校学习,之后又随姑姥回到北京美国学校。因父亲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高昂的的学费,先生便又回到福州,考取教会学校——格理中学。1933年,先生全家迁回上海,16岁的他只身前往北京求学,转入志成中学,并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先生的童年,如候鸟一般在不停的迁徙中度过,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唤做故乡的地方,但也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他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淡定平和的心性。童年的经历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其聪慧的天资也已初露锋芒,彼时的这位少年所能期待的,便是那坎坷而又不凡的未来。

1935年,先生高中毕业,考进清华大学政治系,师从钱端升教授、张奚若教授等学术大家。1935年是个多事之秋,华夏大地战火频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在这危及关头,清华爱国青年组成学生救国会,于129日举行游行示威,先生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与伟大的“12·9”运动一起载入了光辉的史册。“12·9”运动之后,先生凭借其良好的学术功底,逐渐展现出过人的治学能力,政治系的教授们都非常欣赏他,钱端升教授评价他是非常聪明的才子。在众人眼中,这位翩翩青年才华横溢,前途不可限量。
1937年暑假,先生在西苑参加北平大学生集中军训,期间胡适先生为大学生们做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读书救国,并举例说明学习一项科学发明有时胜过千军万马。在国难危及的时刻,这番演讲带给先生极大的震动。然而随后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又一次给这些希望读书救国的学子们以沉重的打击,八年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先生那颠沛流离的救亡与求学生涯也正式开启。
1937910日,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翘首以盼的清华学子们接到通知,纷纷辗转奔赴长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就此开始。然而到了1938年初,上海、南京相继失陷,长沙亦危在旦夕,临时大学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先生曾担心临大解散,自己无处安身,便参加了第七预备师政工人员的招考,并已考中,但随后又得到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通知,于是先生便毅然放弃了已经考取的名额,选择继续求学,向昆明进发。这段苦难行军的经历,使得先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怎样一种境地,国家的落后,百姓的困苦,都是燃烧救国热情的一根根柴火。
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4月迁至昆明。云南本即多雨,天气闷热潮湿,宿舍的茅草房经常簌簌落尘,教室的铁皮屋顶在风雨之际发出刺耳的声响,加之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然而联大师生们对于能够有这样一方“静土”继续学业,已感到非常满足。先生和一部分对英文有兴趣的同学组成英文学习小组,名为Lakeside Esquires,译为湖上翁,并邀请林徽因等做讲座,虽然环境如此,但先生还是怀有一种浪漫情怀,苦中作乐,坚持学习,同时这也是对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最生动的注解。
1939年,先生大学毕业,由于其学识和工作能力均得到校领导的赏识,因此得以留在西南联大工作。先生在担任行政教研室研究助理期间,一边进行科研,一边准备留学考试,并完成了人生第一本专著——《中国外交行政》的撰写工作,从而确立了具体的研究方向。随后,由于联大薪金微薄,上海家中生活困难,先生希望找到一份收入较多的工作,加之联大的留学考试名额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先生便萌生了进入“外交部”的想法,希望借此实现留学梦。于是,先生便于1942年辞去在联大的工作,前往重庆,找到时任“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的老师王化成,托其引荐。19439月,先生通过各种考核,进入“外交部”条约司第二科,先当实习员,然后按规定改为科员。条约司第二科分管中外条约工作,先生到职时,1943年中美、中英新约已经签订完成,中法、中比、中加等条约的签署工作正在进行中。但先生看到的,并不是表面上那国际合作的繁荣景象,他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新约,实际上是一个大骗局,中英、中法、中比、中加等条约都是以中美条约为蓝本的,而中美条约则是以美国提出的草案为基础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先生认为,要想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唯有深入学习国际法、了解西方的学术水平方为正途。于是,出国留学,拜于大师门下,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

2

不畏浮云遮望眼


1944年秋,机会终于来了。先生参加了当时教育部举办的庚款留英的考试,并被录取,获得了前往英国攻读国际法博士的机会。194510月,先生抵英后,得知中英文教基金会(British Council)已经为他选择了牛津大学,但他本人却非常希望能去剑桥大学,师从劳特派赫特(H. Lauterpacht)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因劳氏是奥本海姆标准著作《国际法》新版的编辑和诠注者,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学者。据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长何炳棣回忆,先生出国后,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了其欲更换学校的愿望,并亲赴剑桥向劳氏自荐,劳氏也欣然同意将其招致门下。无奈中英文教基金会坚持之前决定,先生只好在牛津攻读学位。虽然未能师从慕名已久的导师,但先生的研究热情并未因此而减弱,而且牛津国际法教授布莱尔雷(J. L. Brierly)不仅学术声望极高,心胸也极为宽广,其对于先生的论文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博士论文写作的艰苦程度自不待言,然而在临近论文完成阶段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带给先生巨大的打击:先生的论文题目是《有关承认的国际法》,而有着近乎相同题目的另一部专著——《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却抢先一步出版问世,作者就是先生未能追随的劳特派赫特教授。在论文几近完成之际遭遇这样的状况,先生曾考虑过放弃,不再继续该题目的写作,不过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将论文完成,因为其认为劳氏的著作虽然是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不过先生所持的论点同劳氏的论点并非完全一致。事实证明,先生的坚持造就了国际法上一部经典著作的诞生。这本被何炳棣称之为“20世纪中国社科方面的奇迹’”的专著一经出版,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被誉为国际法名著,并列为当代国际法必读书目之一。英国的国际法学者这样评价先生的著作:到处都是针对有关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的脚注和援引,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脚注,单是书中援引的司法判决的案名就列了整整八页之多,上述评价可见先生学术功底之深厚,治学态度之严谨。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自牛津毕业后匆匆归国,不久便与牛津音讯断隔,论文是否出版尚未得到确定的答复。但其导师布莱尔雷认为该论文行文之雄浑、思维之缜密、论证之严谨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学术功力,实乃不可多得的佳作,因此一直亲自推进该论文的出版,并为其撰写前言,布莱尔雷导师对知识的推崇、对学生的关爱,着实叫人动容。

3

虚负凌云万丈才


1948年,在先生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之时,收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的来信,称已和清华当局说好,根据钱端升教授和张奚若教授的推荐,邀先生来清华教书。同时,当时的外交部人事处长于能模也以诺之以司长之职,力邀先生回国继续仕途。先生面对诸多邀约,并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回信陈院长表示接受清华的聘任。当时的他,经过了西方更为规范的学术训练、掌握了更多更新的学术资料,以一颗赤子之心,急迫地希望回到祖国,与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同仁一同奋斗,将自己平生所学用于国家的建设。
先生在其自述中说道:“那时北方风云正紧(按:指解放战争中的平津战役)。北平围城时,我在城内。国民党派飞机接教授南逃。伪教育部派人拉我,为我所拒绝。当时数学系教授杨武之(杨振宁之父)和历史系教授刘崇鋐劝我同他们一起南下,我劝他们留下。谈了一晚,最后他们说‘人各有志’走了。我则骑自行车出朝阳门,在枪弹横飞中突围,投奔已或解放的清华园。”短短一段话,便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人所拥有的强烈的家国情怀。
刚回到祖国的先生,对于能在清华教书感到很高兴,那是一段他得以施展拳脚的、在国际法领域有所作为的美好时光。1949年,先生先后参加了新政治学会以及外交学会,1951年任外交学会理事和编译委员会委员。当时由柯柏年领导的国际法小组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国际法问题,学者们对外交领域的问题各抒己见。那时的先生认为自己还能为革命做点贡献,干劲十足,加之解放后政局、物价稳定,先生当时的工资不少,并于19509月结了婚,所有的一切都让先生感到满意,那段时光被他描述为有生以来没有达到过这样高的生活水平1950年至1956年间,先生一边因王铁崖教授出国而替其在北大授课(1950年至1951年),一边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如1951年国际民主法协在柏林召开的大会,1955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办的国际法协会的会议,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时的先生,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炫目的学科背景、全面的外交能力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尊敬,先生的国际法与外交理论研究也因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愈发精进。这位意气风发、满腔热忱的学者,正怀着无限的期望将自己所学用于报效祖国,让中国在国际的舞台之上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先生所勾勒的美好蓝图却被现实无情粉碎。1957年,先生因在不同场合针对人民民主制度、法制、肃反运动以及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发表了带有批判性的言论,因而被打成右派,人生瞬间跌入低谷。不仅被剥夺了在政法学会、外交学会的一切职务,甚至连宿舍都被收回。1958年先生调至外交学院,仅保有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收入微薄,全家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在国际法研究方面,因为先生排斥苏联的相关理论,自己的学术理想也无从实现。面对如此境遇,先生无处倾诉,从一个风雅健谈之人变的沉默寡言。因为心情极度压抑,年仅40岁的他便落下了心脏病和糖尿病的病根。然而希望的星星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1960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决定加强对外工作方面的研究,随即成立了13个研究所,其中便包括国际法研究所。那是属于国际法的黄金时代,先生与李浩培、史久镛等大家一起在国际法研究所工作,可谓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先生负责研究所图书馆工作,简言之,就是将院系调整后散落在全国各地、难觅芳踪的国际法书籍重新搜集整理。这个工作极其辛苦,先生却不辞劳苦,各处奔波,收罗资料,同时,先生对新书的引进工作也颇为重视,《海牙国际法学院演讲集》(Recueil des cours)就是那时引入中国的。而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汇集了国际法精英的研究所正要开始运转之时,“文革”爆发,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工作又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时期。
1969年,先生被下放到湖南攸县干校,当时13岁的大儿子陈达隆也随之前往,据其回忆,湖南多雨,他们住的屋子没有顶棚,只铺了一层薄瓦,因此屋内比室外更加阴冷潮湿。先生要在泥泞湿滑的路上挑着几十斤的担子,非常吃力。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先生仍念念不忘其所钟情的国际法研究工作,自1971年起又与王铁崖教授一起翻译《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王铁崖教授是先生在清华的师兄,二人早在读书期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知音之交。据王铁崖教授的女儿回忆,父亲也经常在我们面前夸赞他,尤其佩服他的文笔。在逆境中他们一起翻译了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他们惺惺相惜,一起讨论国际法问题,说到动情处,我们就会听到陈叔叔爽朗、响亮的笑声。”1973年,先生回到北京,该书的翻译工作仍在艰难的继续,最终在1977年完成。

4

人生若只如初见


1979年,文革结束,先生得到平反,进入外交部条约司继续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此时的先生已经62岁,尽管其错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20年,但能够重新进行国际法的学术研究,能够释放其积攒已久的学术热情,已经使这位学者感到无比兴奋。彼时外交学院刚刚复校,国际法专业没有本科生,研究生以国际法研究所的名义招收,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两个方向,陈先生便是国际公法的导师之一。
据学生们回忆,陈先生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声音不高,相当的学者型。他在上课前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用打字机手打并简易印刷的外文参考书目,好像有一两百本,都是全球国际法专业最权威的著作。陈先生在国际法的教学中十分重视工具的运用,他给学生开过一场名为“如何使用国际法工具书”的讲座。先生指出,工具书这是研究国际法的最重要环节,即什么是国际法的渊源?这些渊源出处何在?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诉讼办案,都必须要在这方面站得住脚。先生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怎样去利用这些工具,特别是条约集,从最早的欧洲条约集,到国联条约集以及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备案的各种公约和法律文件,并介绍了不同的条约集的特点,例如他评价马腾斯(Georg Friedrich vonMartens)编写的《条约集》,准确、清晰,非常好用。使得同学禁不住连连说道:“受用终身啊,受用终身!”先生不仅在课堂上传道受业,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他在出席联大前,曾给学生开出几个美国国际法教授的名字,要求其去外交学院图书馆查找这几位的著述。在先生去世之后,这位学生有幸在美国与其中的一位教授相遇,并追随其学习一个学期,并在与其他教授探讨国际法问题的过程中重新翻阅先生的文章,感慨先生即是国际法学者,又是国际法律师,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范畴里,谁是他的客户,从来心里非常清楚。
支撑先生继续从事科研事业的,不仅有其自身对国家的忠诚、对国际法的热爱,更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先生的妻子范瑛女士,始终陪伴在其左右。范瑛女士出身名门,祖籍江苏无锡,其祖父早年与孙中山一起留学日本,是苏州名医。范瑛女士天资聪颖,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50年代初最早的教员之一,后来的外交部长钱其琛、著名教授吴青都曾经是她的学生。范瑛女士于1950年与先生结为夫妻,从此风雨同舟,即使经历了反右、四清以及文革,这对夫妻仍旧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据外交学院国际法系的刘慧珊教授回忆,先生对夫人颇为照顾,夏天时先生总是穿着背心、短裤,拎着个大饭盒去食堂打饭,而不让妻子下厨,虽然不同于平时儒雅的形象,但却格外生动。1975年之后,由于先生心绞痛多次发作,再加上工作忙碌,正值事业发展期的范瑛女士毅然辞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职,专心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昔日的名门闺秀毫无怨言地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一同经历过各种苦难与坎坷的他们,更加坚定从容的面对未来。
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百废待兴,学者们倡议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的《法学》卷最先开始编纂,先生被任命为主编。为了该书的权威与质量,先生带着《法学》卷的责任编辑三次访问王铁崖教授,坚持由王铁崖教授来当主编。而当全部稿件审定好后,之前的苦难经历让先生多了一层考虑,他对法学卷责任编辑说:"还是让我上主编吧,全部稿件都是我审改的,如果有错误应当由我负责,如果作者不满意也应对我有意见。"这样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法学》卷,本将以惊艳的形象呈送世人面前,然而更早到来的,却是先生离去的噩耗。
1981年,先生应邀出访欧美,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讲学。1983年,再次应邀前往美国弗莱彻外交学院讲学,但因病重未能成行。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先生已经因心脏病几次住院,1983年是其最后一次住院,本以为可以马上出院,因此白天还一直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的国际法部分审稿,但病情到了晚上急转直下,先生最终因抢救无效而去世。
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重大损失,回顾其一生,少年聪慧,辗转求学,青年时考入清华,倾心于国际法,而后留学牛津,完成影响深远的国际法经典著作,学成之后毅然回国,盼望以己之力为国发声,后迫于情势,沉默二十载,但仍心怀远大,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学术,终迎变革之春风,正欲奋力一搏,无奈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大师就此陨落。
先生之子陈达隆评价父亲是个“儒雅、豁达的人”,他的一生,见证了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机遇。在先生去世之前,还在为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亲自撰写序言,但世事弄人,文集还未出版,斯人便已离去,其学术思想未获传承,实乃国际法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如今有称先生为法学史上的失踪者,闻者皆唏嘘不已。然而大师的光芒终究不会泯灭,拨开历史的迷雾,拂去厚重的灰尘,一代宗师的人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文转载于《法律与外交》2016年第1期。作者:杨赟,法学博士,外交学院讲师。

陈体强先生(1917-1983)是中国当代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学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关于承认的国际法——以英美实践为主要参照》一经出版,即与一代国际法大师劳特派特教授在同一领域的著作齐名。博士毕业后,陈先生立即受聘母校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遗憾的是,回国后虽对中国的国际法事业贡献良多,但正如他自己写道:“1957年后,格于形势,搁笔伏枥,坐视光阴流逝,报国无门。”改革开放后,陈先生赴外交学院任教,但却过早离世,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大损失。2017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外交学院法律与外交研究中心特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