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法学会前会长（2000-2005）王厚立同志（外交部条法司前司长、前驻利比亚大使）于10月24日晨6点50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王厚立同志以其毕生精力，为推动中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国际法事业的铺路人和探索者！现转载2020年9月王厚立大使在家中接受条法司青年读书会所做题为《高尚的人格，正直的风骨——专访王厚立大使》的采访稿，以深切悼念和缅怀王厚立大使。王厚立大使千古！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王厚立作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最年轻的教员，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起草筹备工作。他广泛搜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宪法，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为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起草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贡献。王厚立不仅对部门法的立法工作倾注了心血，也担任辩护人，维护法律权威。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防空部队在辽宁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间谍侦察机，机上最高军事长官阿诺德被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间谍罪名提起公诉。该案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有关外国军机侵入我国领空并进行间谍活动的重大刑事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建立以来审理的第一起涉外案件，案情重大，关系中美关系。为体现程序正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的王厚立作为被告的法定辩护人。起初，阿诺德拒绝了这一安排。王厚立说：“我早有准备。当时中美两国敌对，再加上我那么年轻，他不会相信我能真正为他辩护”。王厚立诚挚地与阿诺德进行沟通，强调作为一名律师，自己将尽力维护他的合法权利。阿诺德被王厚立真挚的话语和尽责的态度打动，同意法庭指定王厚立作为他的法定辩护人。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经过庭审和合议庭讨论，对被告人依法作出了有罪判决。在王厚立的参与下，我国法院充分保障了该案的程序正义，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与公正。
1961年，王厚立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辞别大学教员岗位，开启了他的外交官职业生涯。
谈及几十年前在外交部条法司任职期间参与的边界条约谈判和处理的重大涉外案件，他仍如数家珍。中俄边界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边界问题之一，两国间边界条约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从1964年开始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到2005年最终划定中俄边界，40年中谈判数次中断，艰难至极。王厚立曾先后两次参加谈判，就两国历史上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划界标准等问题与对方展开激烈争辩，援引对方国家实践、大学教材等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经过几代人四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和艰辛奋斗，俄罗斯最终认可中方提出的边界划界原则，几千公里的漫长边界得以划定并保持稳定，睦邻关系得以发展。2005年，外交部举行表彰大会，表彰王厚立等36位同志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边界和平稳定所作的重大贡献。曾轰动一时的“湖广铁路债券案”是王厚立担任条法司副司长和司长期间参与处理的重要涉外案件之一。1979年，美国多名公民在美地区法院起诉，要求我国政府偿还1911年满清政府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王厚立与外交部法律顾问、条法司同志们群策群力，开展了长期艰苦斗争，为找寻最佳应对方案，他常就案件所涉具体问题和大家讨论至深夜。他有理有据地与美国国务院进行外交交涉，明确表达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院管辖和不承认旧政府恶债的基本立场，最终促使美国法院撤销错误的缺席判决，妥善处理了这起向我国政府恶意索赔的案件。该案的妥处不仅消除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隐患，而且在实行判例制度的美国确立了于我国有利的先例，对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产生深远影响。王厚立亲历的另一重大涉外案件“光华寮”案是中日关系中一场严峻的外交和法律斗争。“光华寮”是位于日本京都的一座公寓楼，二战前后由中国留学生租住。1952年，台湾当局用日本归还的侵华掠夺所得买下该楼，以“中华民国”名义将其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并于1967年要求居住在该楼的中国留学生搬走，未获成功，遂以“中华民国”名义向日本地方法院起诉。此案表面上是一起民事法律诉讼，实则关系到日方是否有履行《中日建交公报》的诚意，是否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否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正确处理日本境内的中国国家财产归属等政治问题。为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此案，1987年，王厚立率代表团亲自赴日同日方官员谈判、实地勘察“光华寮”，郑重向日方表明中方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要求日方履行国际义务。在中方坚决主张下，日本法院对案件总体保持谨慎，未就“光华寮”产权归属问题作出于我国不利判决。
20世纪8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条法司的很多干部是从政工、行政部门调入的，虽有政治修养和工作能力，但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外语水平也难以胜任条法司的工作，条法司面临法律人才“断层”窘境。 为改变这样的境况，王厚立极力争取为条法司输入大批年轻有为的专业干部并给予深造机会。仅1985年，条法司就吸纳了16名法律功底扎实、外语基础良好的新生力量，使条法司成为当时外交部各司局干部中最年轻、学历最高的部门。同时，他也给条法司干部“大换血”，为非法律科班出身的人才提供更适合的发展平台，使得条法司朝专业化、年轻化迈进了一大步，面貌一新。谈及识人用人，王厚立几次谦虚却又自豪地慨叹：“我个人能力虽一般，但看人还是蛮准的，知道什么人做什么合适。”他是首位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法官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现任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法官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举荐人。他谦称自己能力“一般”，但相马的伯乐又岂是一般人？在他的举荐下，留在条法司的，已成为业务骨干，调离条法司的，有的获得我国驻外机构或国际机构中的高级职务。他为国家外交事业，尤其是外交条法事业更新和培养了一批高素质人才，也为人才铺就了适合个人发展的道路。
1994年10月，王厚立卸任中国驻利比亚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2月退休。
但他“退而不休”，应外交部部领导和条法司邀请，出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时任部长钱其琛特批，如工作需要，还可使用大使名义。就这样，王厚立虽已退休，依旧率团代表我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条约谈判。作为团长，他坦言：“压力不小，需把握好妥协和坚持的分寸和时机，在谈判底案基础上照顾对方关切，达成对我利益最佳的协议。”从1994年底退休到2005年，王厚立大使率团谈判和出席国际会议25次，作为法律专家为条法司继续发挥余热。2000年，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二任会长王铁崖教授年迈抱恙，不能继续主持学会工作。在人选方面，王铁崖教授及常务理事成员一致认为王厚立是最合适的人选。王厚立说：“我并不这么认为，但看到王教授对我的信任，我深受感动，我不忍心辜负老教授和同事们对我的希望。”他谦称自己“资历尚浅”，只是在中国国际法学会找到更合适人选前的“过渡”，却实实在在地在法学会会长的职位上发光发热。2000至2005年任会长期间，为促进各地国际法学的发展和调动政法院校的积极性，他提议年会在国内各地轮流举行，该传统延续至今。此外，他不遗余力开展对外交流，同韩国、印度等国的国际法学会开展双边活动，组织大型国际会议，有力提升了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国际影响力。眼前的王厚立大使温文尔雅，似乎很难以将他与讲台上倾囊而授的法学教师、法庭中口若悬河的庭辩律师、谈判桌前据理力争的外交代表联系起来。他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平淡、充实、艰辛、快乐”的，“没有虚度，可以自慰”。从大学教员、辩护律师，到外交部法律专家和中国大使，阅历丰富，意义不凡，他的一生配得上“不负韶华”。他谦和为人、温和处事的态度，尽心尽力荐举人才、提携后辈的胸怀和孜孜以求钻研学术，以己之力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赤诚之心，更值得每一位后辈尊敬。采访最后，王厚立大使不忘嘱咐条法司的青年人，要在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的同时，夯实法律和外语基础，发挥法律专长，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条法人的力量。参与采访的青年同志为王厚立大使年逾九十，仍心系中国外交和国际法事业的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也深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期盼着能承先辈之志，不负厚望，弦歌永续，薪火相承。
作者白晓航，原文载于2020年11月6日“一知”公众号。